本刊专访中国皮肤医学学科带头人、安徽医科大学疑难重症皮肤病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皮肤科医学伉俪”张学军、杨森夫妇
张学军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第二届国家名医-国之大医得主，美国皮肤科协会（ADD）名誉会士。现任安徽医科大学疑难重症皮肤病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附属华山医院）所长，中日友好医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首席专家，美国Mayo Clinic、加拿大UBC和英国国王学院客座教授。国际银屑病协会（IPC）执委，国际皮肤科SCI杂志J Invest Dermatol、Br J Dermatol、JEADV、JDS、IJD 和AD编委；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名誉主委，银屑病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国遗传学会监事。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委、亚洲皮肤科学会主席、国际皮肤科学会（ISD）常委、国际皮肤科学会联盟（ILDS）执委、安徽医科大学校长（2003-2014）。
主编国家本科规划教材《皮肤性病学》第5-9版、国家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教材《皮肤性病学》第1、2版和国家医学研究生规划教材《医学科技论文的撰写与发表》第1、2版。致力于疾病基因组变异的精准医学研究，在New Engl J Med、Nat Genet 等SCI期刊发表论文400余篇，他引19000次，35篇SCI论文改写10种国际权威教科书50个章节。以课题负责人身份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奖一等奖3项，成果入选2010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2012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在银屑病、特异性皮炎、白癜风、慢性荨麻疹、大疱病、药疹、罕见皮肤病等慢性皮肤病诊治有丰富经验。
杨 森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第五届国家名医-人民名医得主，首届“中国最美女医师”荣誉称号获得者。现任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科学系主任，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皮肤美容中心首席专家，安徽省美容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安徽翡睿皮肤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兼激光美容学组组长。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委兼性病学组副组长，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1998-2016），美国Mayo Clinc 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访问教授。获2017年度“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奖”，2018年度“安徽医生杰出贡献奖”。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发表SCI论文300余篇，他引10000余次。参编国家本科规划教材《皮肤性病学》第5-9版，国家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教材《皮肤性病学》第1、2版。在皮肤激光美容、皮肤屏障修复和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梅毒、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硬皮病、罕见皮肤病的诊疗有丰富经验。
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和北京新冠疫情的防控要求，张学军本应出现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以及中日友好医院的诊室内，为一些不远千里来找他看病的患者排忧解难。不过，即便不出诊，他的日常依旧繁忙：讲课、改论文、研究、协调课题分工……似乎“闲”这个字不会出现在他的字典里。
采访结束，记者脑中一直闪现着几个关键词：勤奋、善良以及创新。或许，两个小时的访谈不足以勾勒出这位中国皮肤科领军人物的全部风貌，但从几个话题的侧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曾任安徽医科大学校长、亚洲皮肤科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委等职务的张学军身上勇于突破、仁心仁术、大爱无疆的精神。
生命不息，探索不止。在之前的采访中，张学军就曾开玩笑说自己在退休后更像个“游医”。没错，海南、苏州、上海、合肥、北京……天南海北的这些地方每个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开会、授课、出门诊、带学生，做研究……这就是他身上最真实的写照。
医生、科研人员、教师，这些角色的无缝切换将日子变得很“快”却又拉得很“长”。因为总是“快人一步”，张学军硬是将每天的24小时用出了30小时的“效果”，着实充实又高效。所以，一点也不用惊讶，40多年来他发表了400余篇SCI论文,400余篇中文论文和50多部教科书和著作，多项成果入选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建立了世界范围内较为完整的皮肤病遗传资源库，收集和储存了近30万份皮肤病样本和资源……不过，这些成果和成绩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名字——杨森。
没错，作为张学军的妻子，杨森是低调的。曾先后获得中国首届“中国最美女医师”荣誉称号、 2018年度“安徽医生杰出贡献奖”等殊荣，不仅科研能力与张学军不相上下，作为医生在看病上或许还更胜他一筹。毕竟大学毕业考试留校时仅留下16个人中，排名第3的张学军被安排去教书，而第15名的杨森则当上了皮肤科医生。
翻看他们“厚厚一摞”的科研成果，真应了那句“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杨老师只是不喜欢张扬。”这是熟知她的人一致看法。硕士与博士的应用化学与流行病学的学历背景正好与张学军的免疫学和皮肤病遗传病学互为互补，在学术体系上他们所学的专业正好涵盖了疾病产生的两大因素：遗传与环境。虽然两个人的学术路径有些大相径庭，但最终还是“殊途同归”——成为皮肤科专业的“双骄”。
张学军说这样的选择是刻意的，但初衷却是从患者角度出发的。因为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想弄清楚，皮肤疾病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总体来讲无非两大因素，一是遗传，二就是环境，至于具体原因我们要更细致地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张学军是把握方向的“船长”，那么杨森无疑就是让这艘“大船”加速前进的“舵手”，她绝不是只会在丈夫背后默默付出与支持的角色，而是与之携手向前、共同劈波斩浪的“战友”。或许，多年来她只是习惯追求卓越，不问西东，只问耕耘，不问前程。
“我教学生科研，她教学生看病。”就这样，几十年来他们共同培养了300多个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如同珍珠一般散落在全国各地，推动着中国皮肤科的发展，也造福着广大患者。
作为国内罕见的“医学侠侣”，珠联璧合成为张学军和杨森最好的“注脚”。
年轻时的张学军和杨森
勤奋：时代的烙印
“人们经常讲夫妻俩同一个专业不好，但发生在我们身上就觉得非常好。”提起爱人杨森，张学军一脸幸福。
缘分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同年同月出生的他们是同学是同事更是亲人，从上大学起他们的名字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腼腆的张学军说直到毕业参加留校考试，两个人都确定留下来，那层窗户纸才被捅破。“毕竟未来的路已经清晰了，能担得起责任才有资格表达心意。”
这样看，杨森很有眼光。这个有担当又质朴的人即便在那个困难又特殊的年代都没有放弃过读书，当太多人被时代旋涡席卷时，张学军还是一心扑在学习上。或许，作为从农村走出的“红二代”，在经历了15岁参军成为卫生员、转业到县城医院担任麻醉师再到被推荐上大学，一路走来他始终坚信的都是“知识改变命运”。
1976年，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张学军和杨森被推荐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原安徽医学院）。那个年代，“勤奋”成为他们共同的语言与“底色”。正是这个时代烙印也成就了个人的风格。那是对知识的渴望，是骨子里的“要强”“不服输”，更是对未来充满的希冀。最终，他们的勤奋换来了留校的机会，也让他们携手共赴这场医学与科研的“盛宴”。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的雕塑家，那么它不仅镌刻着勤奋奋斗的年轮，也勾勒出时代变迁的轨迹。21岁相识、24岁考试留校、25岁成家，张学军和杨森就这样开启了在安徽医科大学的“打拼之路”，即便考上上海医科大学的皮肤病学博士，毕业后张学军还是选择回到这里，从破格提升教授，再到接连晋升皮肤科主任与大学科研处处长，纵然有院校领导的赏识，但“打铁还需自身硬”。
20多年来，张学军率领团队发现了汉族人银屑病、红斑狼疮、白癜风等10种常见疾病的易感基因，揭示这些疾病的遗传易感性机制，不仅应用于预防和诊断，还为治疗药物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张“成绩单”：其先后以课题负责人身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次，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3次，教育部一等奖1次，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次，中华医学奖科普奖1次。
2005年，张学军、杨森的科研成果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而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科也随之渐渐发展壮大起来。从一个仅有10人的科室到如今的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国家重点学科和临床重点专科以及教育部皮肤病学重点实验室，正是张学军、杨森的勤奋与拼搏，带领团队见证了这个学科“从0到1”的突破。
当勤奋早已变为习惯被坚持了40年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从学习英文这一个侧面我们在张学军身上或许也能找到答案。从21岁上大学开始接触“ABC”，每天5点半起床就在背英文，听英文，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为一种习惯。从第一次将50篇英文论文完整翻译成中文，写成综述发表，再将每篇译成的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论文，为写成地道的英文科研论文做准备。张学军博士生毕业时，发表了20篇综述，以至于1994年破格晋升教授时英文免考。
20年前张学军写出了第一篇SCI论文现在成为教科书的经典论文，他总结为写好英文论文就是模仿加苦干，现在，他担任6种国际皮肤科领域权威SCI杂志编委，成为我国医学类研究生规划教材《医学科研论文撰写与发表》的主编和主审。
同样，与时代同行的这一批人中杨森身上也有着一样的品质，“在科研中她比我更勤奋和自律。”所以，在张学军退休后天南海北地全国各地问诊、授课、做研究中时时刻刻也都有着杨森的身影。这不是只是陪伴和跟随，“这也是杨老师自己的科研和事业。”就像记者采访时，本应上午就出完门诊的她直到下午4点才回来，“独留”张学军在家里改论文。
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这样肩并着肩，从晨光熹微走到暮色四合。其实，不难发现，张学军和杨森为之勤奋努力的背后最终指向的还是身为医者内心的善良——仁爱济世。“只有我们找到皮肤疾病产生的真正原因，研发针对这类疾病的药品，才能让更多皮肤病患者减轻痛苦。”这是初心，更是动力。
善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这个世界上，有人使劲地表演着善良，想要感动自己和别人；也有人轻描淡写，觉得自己付出的善良不值一提。毫无疑问，张学军和杨森就属于后者。他们用极大的“诚意”承载着对学生、同事以及患者的“善意”，可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当过安徽医科大学校长、任职过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委、亚洲皮肤科学会主席、国际皮肤科学会联盟常务理事，更是带领团队构建了中国银屑病防控体系，在全国各地三级医院建立了300多个银屑病专病门诊和50个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中心……当被问及最在意哪个角色时，张学军的答案却有些出乎意料。
“我最喜欢的还是医生这个称呼。”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医学不是技术的产物，是情感的产物；行医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使命。这才是真正的善良：并不是要去感动谁，而是伸出手，自然而然地为他人解决眼下的困难。所以同为医生的张学军和杨森总是以生命之名攀登着医学高峰，只为点亮生命中的那盏灯。
同样，他们也将很大的善意给了学生。
张学军说他和爱人杨森一共招收了370名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其中有10个学生是特殊的：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有教无类”在夫妇二人这被真正地实现了。
张学军与杨森共培养了300余名研究生，图为欢送2006届毕业生
而在优秀硕士、博士的评选中，张学军也会给这些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一路绿灯。“这些小孩都很有志气，科研做得相当好。”据悉，其中5个人都读到了博士，有一个更是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后来他还是回国了，现在在西湖大学任教。”提起学生，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张学军的自豪之情。在他的带动下，安徽医科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已是小有名气，几乎每年都有残疾学生慕名报考。
张学军说他招学生从来都不是“唯分数论”，“作为一个医生，首先要有医德，其次才是医术。”因此，在招生时“如果是共产党员在我这是会加分的。”作为“党员世家”（一家四代都是中共党员），张学军始终相信，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不会变的。“至少我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的。”就连儿子去德国深造放射肿瘤学博士时，他也只有一句嘱托：“一定要回来。”按照父亲要求，身为中共党员的儿子，留学6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很快就回国效力。
同样，他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出国是为了开阔眼界，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以便回来更好报效祖国，而不是为了留在外面。”而他也从未失望，经其手送出国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回来，现在担任校级领导，医院领导和科主任的学生就有50多人。朴素的爱国之情就这样被传承了下来。
除了残疾学生，从2005年开始，每年也有来自宝岛台湾的学生报考张学军的研究生。毕竟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主编，“声名远扬”自然成为这些台湾学子的“首选”。迄今为止他们夫妻二人共招收台湾学生70名，其中60名硕士，10名博士，一座“皮肤学科”的沟通桥梁也这样被架了起来。
当然，张学军同样也将他最大的善意留给了妻子杨森。相互包容成为他们爱情的“保鲜剂”，“说实话我们也会吵架，但作为男士自然要包容得多些。把杨老师当妹妹，让一下就好了。”说完，他自己还笑了一下。其实，当杨森拿到“中国最美女医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奖”、“国家名医”等奖项、称号时，张学军是要比她自己还高兴的。
也许，生活就需要这样一种包容、善良的品性，而这种善良品性在他们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2016年，杨森获得“中国最美女医师”荣誉称号
创新：只有不一样，才能不一样
其实，人类医学是从对皮肤疾病的认识开始的。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皮肤科医生，带着责任与梦想，通过艰辛而卓越的努力推动皮肤科的发展、繁荣，昌盛、辉煌。
对张学军来说走上皮肤研究这条路，有“历史”的选择也有妻子杨森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一方面担任讲师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他也从未停止对自己的提升。因为大学基础课是微生物，所以历时三年他如愿考上安徽医科大学免疫学的研究生。
张学军说他很感谢妻子，其中一点就是在考研究生时她在背后默默给予的支持与付出，婚后6年都没有要孩子，“如果家里两个人同时考研究生，生活就没办法平衡了。”另一个好消息是在考上研究生的一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结晶”。
幸福的一家三口
不过，同样要强的杨森也一直没有放弃深造的想法。直到张学军考上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的皮肤病与性病专业博士后，她才听从丈夫的意见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说起专业的选择，这完全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因为杨森毕业后当了皮肤科医生，所以张学军在免疫学硕士的基础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皮肤专业，他笑着解释，“从经济角度考虑，我们还能省一套教材的费用。”而杨森本就是皮肤科医生，如果有了应用化学的背景，那么在皮肤科外用药和护肤品研发上更加得心应手。杨森退休后专功皮肤病的皮肤屏障修复，其研发产品可以修复银屑病、特异性皮炎等慢性皮肤病的皮肤。而张学军在免疫学及遗传学方面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那么指向皮肤疾病产生两大因素——遗传和环境中，只差一个环境方面的研究，于是，读完应用化学硕士的杨森在张学军的主张下，又考取了流行病学的博士。就这样关于皮肤疾病及产生原因的研究在他们家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所以，也就无可厚非他们夫妻二人能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皮肤遗传病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得到世界同行的赞叹。
他们率先开展汉族人银屑病遗传学系列研究。张学军首次将中国汉族人寻常型银屑病易感基因定位在染色体4q31上,填补了我国银屑病易感基因定位研究的空白；
他率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皮肤病遗传资源库, 抢救、收集了我国100多种皮肤单基因遗传病和10种皮肤多基因遗传病的遗传资源和临床资料,储备了近2万份包括汉族人白癜风、银屑病等复杂疾病的DNA样本……
“2002年，我们团队找到一个中国汉族人特有的易感基因位点，在4号染色体长臂上面。”通过进一步对该位点的深入分析，2007年，张学军和团队发现了白介素-15（IL-15）是银屑病的易感基因，在寻常型银屑病的皮损中高度表达，IL-15刺激T细胞产生IL-17，后者激发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殖，形成银屑病的厚厚鳞屑。
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包括中国团队在内的全球科学家们后续研究发现，IL-15与Th17细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Th17细胞会分泌和促进银屑病中一系列炎症因子（IL-17等）的表达。2018年张学军在博鳌超级医院先行先试治疗银屑病的“苏金”单抗生物制剂就是依据这种理论依据研发应用的。
此后的十多年，国内外科学家发现80多个银屑病易感基因，其中一半都是张学军团队发现的，其中部分易感基因包括IL-12B、IL-23/IL-17通路已经作为药物的靶标，被国内外开发成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2018年，国际银屑病协会年会主题就是按照张学军的建议，确定为“银屑病转化医学从基因到临床”，张学军作主题报告。
参加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
自此，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银屑病变成了可以实现长期临床治愈的疾病，“使用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可以达到95% 以上的皮损清除率。”更让他兴奋的是，现在这种制剂还被列入了政府采购名录。“原来患者的治疗费用可能在10万元左右，现在报销完8000元就够了。”这极大地造福了中国银屑病患者！
2005年，张学军在担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委时，最想做的就是要树立中国皮肤病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说，“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在相关疾病基因组学方面，中国已位于国际领先团队之一。”
虽然在科研创新方面他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坦诚谦虚如斯，张学军认为科研中最难的还是创新，“我们团队的创新其实属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他说，“相比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始创新以及集成创新我们还是有差距的。”但毋庸置疑，即便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之上实现创新也是很难的。
曾经一个特别好的课题就因为样本容量少了就导致张学军300万的经费“打了水漂”，但不服输的他一直没有放弃，直到一年后在一篇文献中他看到问题可能出现在样本容量上，于是第二年他将原来极限的500份样本扩充到10000份，结果正如预期。“毕竟正常人与患者的易感基因位点频率差别在P值<5×10-8，才可能是真正的疾病易感基因，这需要很大的样本量才能把这个基因找到。”而这个被找到的银屑病新的易感基因LCE也在2010年入选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科学创新是在反复的失败和痛苦间重新找出的一条路。我常会对学生说，只有不一样，才能不一样。”张学军和杨森也是这样约束自己的，所以，无论临床还是科研他们都能走到金字塔的“顶尖”。
一生只为一事，一袭白衣之下，他们始终保持勤奋创新与仁爱济世的初心。或许，对张学军和杨森而言，医学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善良的表达。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
2022年第15期